时隔80年 厦大重拾国学

昨日举行了国学研究院复办典礼，定位在学术研究

本报讯（记者 佘峥 通讯员 王瑛慧）时隔八十年后，国学研究院又重现厦大——昨天，厦大举行了国学研究院复办典礼。副市长郭振家参加了复办典礼。

    之所以说“复办”，是因为1926年厦大就成立过国学研究院。当年10月10日下午2时，厦大国学研究院成立，是继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院之后成立的专门国学研究机构，也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仅有的四所国学专门研究机构之一。

    老研究院当年搬来“半个北大”

    史料说，当时，厦大国学研究院成立时轰动一时，因为它把“半个北大”都搬来了——它吸引了鲁迅、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张星烺、孙伏园、史国禄、张颐、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等中外著名学者。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厦大国学研究院经过约一个学期的运作就停止工作。不过，从历史的观点看，一些学者认为，与同时期的新国学各研究机构相比，为时不久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术成就虽然赶不上北大和清华，在当时却不逊色于齐鲁、燕京的国学研究所和东南大学国学院。在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甚至更为重要，即它不仅把中国南方的国学研究推入一个历史的高峰阶段，而且开创了闽南文化等独特的研究领域。

    复办挂牌地点显示校方苦心

    复办的厦大国学研究院的牌子是挂在厦大人类博物馆的。本报了解到的消息是，在国学研究院选址上，校方颇费心思。之所以选定人类博物馆，是因为它是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在1934年筹建的，它充分展示了人类及其文化的进化以及中国文明史的发展，和国学还是有联系的。

    写着“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牌子也颇有故事，它是厦大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厦大人文学院院长陈支平贡献出的一块珍贵的红木，两米高、六十多厘米宽。

    八十年前的厦大国学研究院据说设在厦大生物院大楼，不过，这幢大楼已经在抗日战争期间被炸毁，不复存在了。

    “克隆”细节力求一脉相承

    从复办的种种细节看，校方似乎希望一脉相承，最明显地表现在名称上，使用“国学研究院”，而不是常见的“国学院”。

    昨日公布的厦大国学研究章程可以看出，建制和八十年前是有相似之处——正如八十年前的厦大校长林文庆出任国学研究院院长一样，昨日，厦大校长朱崇实也以国学研究院院长的身份发表讲话，不过，他表示，他将在3个月之内尽快选出一名院长。

    现在的厦大国学研究院也不设专职研究人员，即如果研究人员要开展相关课题研究，他们就进入研究院，可以自行申报课题，也可以招投标规划课题。

    八十年前，厦大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后还展出展览，包括鲁迅所藏拓片，陈万里先生所藏大同云岗拓片。这里有个趣事，人们从鲁迅的《两地书》发现，鲁迅心里对此颇不以为然，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说：“一点泥人和一点拓片便开展览会，你以为可笑么？”

    也许是特意的，昨日庆典大会之后，组织者也安排了一个名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史迹》的展览。不过，展览展出的是八十年前国学研究院筹备、成立、开展工作、出版刊物丛书等历史资料，没有什么争议。

    定位“研究”促进“中西合璧”

    朱崇实说，八十年前，厦大国学研究院就坚持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材料是中国的，方法是世界的。

    他说，这一优良的学术传统将会得到继续发扬。和八十年前一样，现在的国学研究院也是定位于“研究”，即老老实实做学问，不搞时髦花哨的东西。

    不过，在研究内容上，朱崇实说，厦大复办国学研究院并不是要发思古之情，而是要放眼世界文明，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做出贡献。

    昨天的复办典礼后，还举办了十几场学术讲座，演讲者包括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张立文以及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的学者。

    专家观点

    国学研究必须现实点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张立文昨天说，国学研究并不是只要研究博物馆的古董，相反的，必须从现实、从社会从生活的角度出发去研究国学。

    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在其不长的发言中解释了围绕国学人们普遍的困惑和担忧，即在现代社会，国学到底有什么作用，其次，如何避免现在的“国学热”演变为狭隘的民族主义。

    张立文说，国学就其本质而言，是经世致用之学。人在思考各历史时期自然、社会、人生以及国家、民族的种种冲突危机中，寻求化解危机的观念、原理、原则和方法，就是所谓的“道”。他说，国学并不是书斋之学、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之学，它如果离开现实社会生活，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张立文还提醒人们，研究“国学”，不要走入国粹主义、保守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心主义、国学优越思维定势的死胡同里去，只有这样，才能建构新国学。